二〇一八新锐摄影奖入围名单揭晓

New Talents × 郭国柱丨流园,难以抵达的坐标

发布时间:2016-12-15

作为当代中国城市化现象的亲历者,郭国柱对此展开了长时间的思考,并构建了以城市化过程中消失的乡村为切面的《城岭》,其中包括《流园》、《堂前间》、《遗物》三部分。而此次,郭国柱凭借仍在进行中的《流园》部分入围了二〇一六新锐摄影奖。

与传统表达城市化现象不太一样的是,在《流园》中,郭国柱以一种隔岸观火的姿态来反视整个事态发展的根部——记录那些被遗弃的村落。熟悉的邻里关系开始瓦解,地域的身份变得未知,甚至面目全非。“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将被自然所消化并重新归还给大地,乡村与城镇在快速城市化的当下此消彼长。”郭国柱在自述中用“此消彼长”去诠释这场变革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初看《流园》,“绿色”遍布四周,会立刻闪现出“侵蚀”一词,但用“侵”来阐述自然的回归好像也是不那么合适的。谁是来者?谁又该是去者?这就确确实实使得人类活动与自然形成了一场伴随着时间的角斗。

▲《流园》No.1,122°82’E 30°72’N ©郭国柱

▲《流园》No.2,122°82’E 30°72’N ©郭国柱

▲《流园》No.4,122°82’E 30°72’N ©郭国柱

NewTalents:你是怎么接触到摄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拍摄?当时都拍些什么?

郭国柱:2001年我离开家乡到南昌上大学之前,母亲给我一台傻瓜相机,我用它拍摄家乡的亲人和风景,用于缓和初次远离家乡的孤单和不安,也拍摄一些南昌的学习生活寄回去与家人和高中时期的朋友分享大学的生活。2002年我喜欢上了摄影,开始在图书馆借阅摄影书籍自学摄影,刚开始主要拍摄风光,2005年毕业到厦门工作以后,整日里背着相机遛在街头巷尾,用这种扫街式的拍摄满足对陌生城市的新奇感。2008年开始用摄影表述我思考的问题或我所关心的事,开始拍摄讨论生命和时间关系的《Let It Be》。

NewTalents:一开始是如何关注到中国城市化现象的?你也是亲历者?

郭国柱:在我高中毕业之前从未去过城市,对城市的印象就建立在港片的高楼林立,以及奶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进城后回来告诉我们“城里人的日子实在太差了,连建个厕所都没有土地,厕所设在家里,离厨房卧室只有几步远;要用点水,都要花钱买自来水。”这是我小时候对城市的恐慌,因为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冲水马桶,也习惯地认为,难道用水不是随意在井里打,要用多少打多少么?

而高中毕业之后到南昌上大学,直到现在在厦门生活和工作,这十几年主要时间都是在城市里面,从适应城市生活转变到依赖城市生活,因为同时吸收着农村的养分和受用着城市的便捷,并没有对城市化议题有深入的关注和思考。直到“要不要在城里买房子”的议题频繁出现在日常生活里,我才开始思考和关注城市化现象。

2012年到绍兴参与当地两本乡镇杂志采编,这两本杂志广泛讨论乡镇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问题,使我得以站在农村思考城市化的议题,于是开始筹划拍摄关于城市化的作品,随后在2013年找到机会拍摄《堂前间》和《遗物》,和2014年开始拍摄的《流园》共同组成关于城市化的摄影作品《城岭》。

▲《遗物》No.28 ©郭国柱

▲《堂前间》No.11 ©郭国柱

NewTalents:《流园》的英文标识为“Lingering Garden”,转译为“流”的用意是什么?

郭国柱:《流园》的名字改自于苏州园林的“留园”,英文名沿用了Lingering Garden,把“留”改成“流”有自然代谢的意味。

NewTalents:平时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对于拍摄地点有怎样的筛选过程?

郭国柱:《流园》的拍摄时间一般在初夏到初秋的这段时间里面。到目前为止可拍摄的村落资源并不多。

弃村在统计数据上是非常多的,大约每天全国有80-100个自然村被废弃,但是这个数据也包含了只是行政机构被合并到行政村的数量。要找到那些已经被实际废弃,并且可以得知具体位置进入拍摄的村子,大都需要熟悉当地的人们带我进去寻找。很多村子离可以通车道路还有几十分钟甚至一两小时的步行路程。

▲《流园》No.42,117°59’E 27°41’N ©郭国柱

▲《流园》No.69,120°58’E 29°14’N ©郭国柱

NewTalents:现在这些村落还有人住吗?它们最终会落入怎样的境地?

郭国柱:这些被荒废的村落,通常是交通不便,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短缺,村民们更加迫切进城居住以改变生活现状,它们大多已经没人居住,或只有个别没有经济能力搬迁城镇居住的村民居住。随着村民外迁,村子的行政机构被取消或撤并到其他行政村,村子迅速荒废,最终归还给自然。但也有部分被废弃的村子会因旅游资源被再开发,或部分村民重新返乡发展农业得到再生。

NewTalents:有意思的是,每张照片没有注解地名,取而代之的是精确的经纬度标识。你是如何考虑的?

郭国柱:由于村子的居民迁出,行政机构撤销,村子原被赋予的文化或行政上的地名也将自然消亡,成为通信难以到达的地方,用地理坐标系统标识拍摄点,即是消除了地方的典型性,保持拍摄点之间的平等客观的一种方法。

▲《流园》No.61,120°44’E 29°6’N ©郭国柱

▲《流园》No.25,120°08’E 29°73’N ©郭国柱

NewTalents:《城岭》的前两部分《遗物》《堂前间》都有一种共同的观感,空荡衰败。而《流园》的出现,恰巧像是为前两部分带来了一次长期有效的回应——“绿色”填补了缺席的人。你认为《流园》进行到现在,其客观性有没有减退?

郭国柱:《城岭》以反思现代性为基础,但是并未对它进行好坏判断,我尽量保持客观地观察,它所截取的切片是城市化过程中消失的乡村,站在城市的对立面农村记录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试图勾连起画面之外的对抗: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古老中国——因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传统格局,正在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现代性所主导的当下进行一场历史性的角力。

绿色作为乡野常见的色彩,是客观存在的色彩,我尽量选择在夏天拍摄,这个季节的绿色已经比较稳定而且相对不带情绪,除了保持整组作品在多年拍摄的时间跨度上造成的不统一,也是在尽力避免由季节色彩所带入情绪上的联想。

NewTalents:《流园》现在的完成度是多少?时间周期是如何规划的?完成之后,你认为它有没有可能脱离前两部分,独立出来?

郭国柱:2015年初夏开始拍摄《流园》部分,目前的拍摄地尚且集中在福建和浙江两个省份,只能算项目的启动,完成之后我期待它能够成为日后关于这次中国城市化浪潮研究者们的样本和素材,所以需要拍摄的还很多,这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计划,预计用五年时间完成拍摄。

《流园》是《城岭》的主体部分,通过对因城市化因素所废弃的村庄,进行大范围田野调查采样拍摄,奠定作品的纪实性基础;《堂前间》通过类型化拍摄乡村熟人社会所特有的空间,由熟人社会瞬间崩塌的景观现实,指向人们的心理场域 ;《遗物》对村民所背离的原有生活场所、物品进行肖像式拍摄,窥探他们的内在记忆与体验;由上面三个部分共同组成《城岭》,对农业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进行观察探讨,因此三个部分相互独立,但分别从不同方面讨论同一个议题。

▲《流园》No.28,120°08’E 29°73’N ©郭国柱

▲《流园》No.44,117°59’E 27°41’N ©郭国柱

NewTalents:《流园》在还没有彻底完成的情况下就拿出来展示,会不会担心太早?

郭国柱:因为《流园》的每一个拍摄对象都是平行的,经过两年的拍摄,这个项目已经呈现了较为稳定的基本面貌,后期大量的工作也只是保持作品已呈现的基调的基础上增益作品完整度,因此目前的展示对作品不造成影响,同时因为作品的展示,可以得到拍摄资源上的回馈,对作品的推进起到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关于摄影师

郭国柱,1982年生于中国福建永春,2005年毕业于南昌航空大学机械系,现在生活工作于厦门。自2002年起,他便开始围绕“空间”和社会关系展开叙事。在这条线索中,空间是郭国柱创作实践的主要载体和对象。他在使用和描绘空间时,是以个体精神为出发点,最终回到社会的方法来展开提问的。

 

关于新锐摄影奖

New Talent Award

新锐摄影奖设立于2010年,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发现优秀摄影艺术家和摄影作品的高品质平台,到目前为止已是第七届。奖项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鼓励三十五周岁以下针对摄影媒介本身以及面临时代保持提问的青年艺术家,选拔在同时代规避顺从且秉持必须绝对独立性的摄影作品,以呈现当下青年创作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