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八新锐摄影奖面向全球华人征集作品

施瀚涛×New Talent丨真正好的作品一定有深入的体察和理性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6-11-09

 

▲施瀚涛

▲施瀚涛

施瀚涛,1973年生于上海。瑞象馆执行总监,曾在爱普生影艺坊、上海外滩美术馆、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工作。长期从事艺术展览及公共文化活动的策划和组织。曾经策划的展览包括《走神》(连州,2005);《别扭的焦虑》(纽约,2008);《欢迎来到鸟头的世界》(连州,2010);《上海祭忆1980s》(兰州,2012;上海,2013)等。写作及翻译工作主要涉及摄影、当代艺术以及艺术体制研究等领域。

以下是New Talents对施瀚涛先生进行的一段采访,聊聊他的经历与工作。

New Talents:施老师您好,可以先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您这些年的从业经历和学习经历吗?

施瀚涛:我本科是学理科的,后来阴差阳错做了与摄影和视觉艺术相关的工作。工作10年之后去美国读了“艺术管理和政策研究”专业。并于2010年回国,世博会那一年也可以算是上海新一轮民营美术馆建设热潮的开始吧。所以我很有幸立刻去了外滩美术馆工作。但是说来惭愧,我这个人可能不太安分,在之后的六年多里换了三次工作。最近三年不到的时间里一直是在瑞象馆工作。

New Talents:您曾在多家艺术机构工作过,艺术机构终究是服务于“观众”的,也就是说需要有受众群,那么,在选择作品与受众群之间,您认为哪一方更加重要,或者说,怎样去寻找一个平衡?

施瀚涛:“艺术机构终究是服务于‘观众’的”这句话不是很准确,我想至少应该加一个前提,应该说“一家公共的艺术机构是应该为‘观众’服务的”。但是即便以这个修正后的说法为前提(尽管其中依然存在可疑的地方),同样也并不能说我们在规划每个项目的时候,都要以为“观众”服务作为目的的。在观众和项目之间做抉择是一个“理想化”的问题,因为“项目”在这里其实代表着专业要求,而“观众”在这里代表的是一个道德和合法性的问题,这两者其实也不是能够互相平衡的元素。

在日常操作层面,以一家公共艺术机构的内部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说,当我们服务于这家机构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假设了这家机构的“观众问题”在一定层面上已经解决了;我是指,我选择在一家公共艺术机构工作,我当然是想好,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所以这可能反而让我更需要坚持自己专业的判断——不管我所做出的项目会受到多少质疑,我还是认为我这个项目在艺术、文化、学术层面是说得通的,最终也是能够让公众受益的。

艺术机构和观众的关系极为复杂。最简单的说,到底是先有艺术机构还是先有观众,这个问题可能都是无解的;这里就不再具体展开了。当然,这些还都是理想层面的说法,特别是在中国,其实我们现在的政策环境都不能让我们确认到底哪些机构是所谓“公共”的。

▲施瀚涛:谁的美术馆

▲施瀚涛:谁的美术馆

New Talents:在近三年中,大家更加熟悉您的身份是瑞象馆的执行馆长,可以请您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瑞象馆以及您在瑞象馆所做的一些工作吗?

施瀚涛:瑞象馆的目标是通过摄影、影像相关领域中的展览、活动和文论,为艺术家和学者提供一个平台,并在持续的工作中,让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思想得到有效的交流和积累,满足公众了解影像知识,乃至更广的增进对身边现实认识的需要。实际上这和大多数艺术机构的工作是类似的。在工作方式上,我们希望从更为开阔的视野来看待摄影,介绍更为深入的摄影研究和创作,并能够推出更具有知识生产性的项目。

所以,在过去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邀请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学者、文化工作者,以及爱好者共同来参与、创造一些有意思的内容,包括文论写作、翻译、展览、讨论、放映、工作坊等等;同时我们总是希望这些项目之间是能够互动起来的。具体而言,我们的网站和微信每天在发表约请写作和翻译的稿件,在自己的小空间里每年会做3个展览,在自己的教育空间会推出一系列周末活动。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大量和其他艺术机构、高校的合作活动,以及完全由我们自己策划和执行的特色项目“瑞象校园行”等。另外,我们也一直在准备一些书籍的出版,估计很快能够和读者见面了。而这些项目之间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

▲2016瑞象校园行 图片来自“瑞象馆”网站

▲2016瑞象校园行 图片来自“瑞象馆”网站

New Talents:您的身份涉及到机构的管理者、活动组织者、策展人、写作者等等,多重身份似乎也已经成为很多艺术从业者的一个现状,各项工作对您来说它们之间的异同有哪些?以及对于多重身份这个问题您有哪些看法?

施瀚涛:对我来说,这些工作其实并不存在本质的不同。非创作类的艺文工作者所关心的是艺文现象及其背后的意义,深入进去,尽可能透彻地了解具体的情况,加以分析和总结,并最终呈现出来。而呈现的方式可能是展览、活动、写作等等,更理想的是能够有综合性的呈现。因为每一种方式都有其长短,各种方式的配合,恰好可以让你所想要分享给观众的东西能够得到尽可能全面和有意思的呈现。当然每一种工作本身可能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各自的工作方式,这更多取决于工作中的积累、总结和应用,但这已经不是根本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多重身份也可以说就是一重身份。

▲《Commemorating Shanghai 上海祭忆1980——七位摄影师的影像记录》收录了唐载清、徐喜先、龚建华、杨元昌、陆杰、顾铮、王耀东这七位艺术家从各自的视角记录的80年代上海生活,以及张闳、林路、顾铮、和策展人施瀚涛先生的采访文章。 图片来自“瑞象馆”官网

▲《Commemorating Shanghai 上海祭忆1980——七位摄影师的影像记录》收录了唐载清、徐喜先、龚建华、杨元昌、陆杰、顾铮、王耀东这七位艺术家从各自的视角记录的80年代上海生活,以及张闳、林路、顾铮、和策展人施瀚涛先生的采访文章。 图片来自“瑞象馆”官网

New Talents:作为策展人的身份,策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您策划展览时,一般都会做些什么样的事前工作呢?

施瀚涛:简单来说来我想无非以下三点:尽可能了解你所策划的展览的主体——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以阅读和思考为基础的对概念和理论的运用,对主题的提炼和阐述;与艺术家、场地方充分的沟通,以找到合适的呈现方式。但是,群展和个展是不同的,不同个性和领域的艺术家也逼着你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历史梳理式的展览和当代创作研究也各有不同……反正每个展览的策划方式和实际过程都会有不同的状况,只有找到各自合适的方式吧。

▲“荷兰艺术家在上海”系列项目第二期 玛丽·赛西尔·泰斯个展:欢愉的静物 策展人:施瀚涛 图片来自“瑞象馆”网站

▲“荷兰艺术家在上海”系列项目第二期 玛丽·赛西尔·泰斯个展:欢愉的静物 策展人:施瀚涛 图片来自“瑞象馆”网站

New Talents:由于瑞象馆是一个有关于影像的文论网站,在您的工作中或许接触较多的还是艺术的书写,而展览作为另外一种表述观点的方式,您觉得就展览和写作来表达观点而言,它们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呢?

施瀚涛:展览是视觉上的呈现,是对于空间的运用,是以实物为基础编织起来的阐述。但写作是展开事实描述加抽象演绎的文字工作。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作,自然有着不同的方法。

而就两者之间的联系来说,这两者都需要你有有效的叙述能力,抽象思考的能力,以及合理想象的能力。但是我觉得关键是对于这两者来说,它们都有同一个最难对付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写作者(和策划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假设这里所说的写作是文艺评论和艺术史论写作的类型)。因为写作者(和策划者)与他们所面对的对象都是展开思考和表达的独立主体,前者的工作既是对后者及其作品的评述,也是前者个人的表达;写作者(和策划者)既要让受众清楚了解和理解对象,同时又要让自己的思考表达在文章或者展览中。

换句话说,就是上面提到的叙述、思考和想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你不能曲解对象,但是你也不该完全成为一个复述者,当然完整的复述也是不可能的。其实各种人文和社会研究类的写作都存在这个问题,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显然,越丰富的前期研究会让你有越好的把握能力,但说到底终究是一个无法完美解决的问题。

▲“摄影与写作:瑞象6+6” 图片来自“瑞象馆”官网

▲“摄影与写作:瑞象6+6” 图片来自“瑞象馆”官网

New Talents:相对于美国,日本等文化艺术事业较完善的国家,目前国内,普遍的人群并没有形成观看展览的习惯,这种情况也许还会长期存在,您怎样看待?怎样让更多的人群与艺术产生关系?

施瀚涛:其实看不看展览本身并不重要。做展和观展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有时候会被我们拿来作为一种标准,以衡量一个社群的文化状况。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展览,其形成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地域和社会背景。今天的美术馆展览和美术馆文化可以说是西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成果,一种发展比较完善的知识、思想和价值观分享和交流的形式;而实质上它是那个特定社会和政治结构在一个侧面上的再现。因此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去看当时当地的社群是在怎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或者说在协商中找到——能够让社群成员的表达和交流的意愿和权力得到相对合理分配的新的平台或者说样态。

但是过去一两百年间社会发生着急剧变化,今天中国也有它独有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语境。那么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中,这个社群中的个体,是否能够在互相协商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分享和交流平台?这才是最最重要的问题所在。假如我们没有任何展览,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多样化的讨论和交流的平台,甚至因为网络技术的发展,虚拟世界也能满足我们的这个需要,那我觉得我们完全不必在意是否有展览和美术馆这个东西了。如你问题中所说的让“人群与艺术产生关系”,我想重要的正在于此。当然“艺术”这两个字在这里是放在广义层面上来理解的,也就是人的表达和事物的再现;同时如何建立“产生关系”的机制,这才是最核心的吧。

▲图片来自“瑞象馆”网站

▲图片来自“瑞象馆”网站

New Talents:新锐摄影奖已经是第七届了,2015年对新锐摄影奖来说,是一次重大改革,您怎样评价如今的新锐摄影奖?

施瀚涛:与再之前的评选来比,去年的评选显然更为精炼了,这样显然可以让质量得到提高;同时我也觉得新锐奖的视野也非常宽,获奖者的类型和表现手法各不相同,丰富性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最终获奖的这7位(组)艺术家的作品都各有特点,也看得出他们在自己的题材和领域中有着深入的思考和实践。而且后来我发现,一定程度减少最终获奖者的数量,反而让获奖作品展以及画册都有了更大的发挥余地。不管是展览还是画册,每位艺术家的作品都有比较完美的呈现。特别是画册,可以看出设计团队和组委会是花了很多心思的,我觉得这样才好。相信无忌是要做长久事业的,那就没必要太急,不要贪大求全;每次都能积累和生产出一些真正经得起琢磨和值得保存的东西,这才有意义。

另外,有意思的是,其实在去年无忌颁奖前,瑞象馆也已经和陈文俊、江演媚伉俪在商讨展览的事宜,没想到2015年底他们就获奖了。很快2016年3月他们的展览也在瑞象馆如期推出,说明我们之间很多想法和判断是相近的,哈哈哈。也想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我与我”展览的策划人林叶先生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陈文俊&江演媚,《我与我》

▲陈文俊&江演媚,《我与我》

New Talents:作为今年的评委之一,您看待作品更看重的是什么呢?

施瀚涛:显然,题材、体裁、手法、风格这些本身是没有对错好坏的,所以我还是看中一位艺术家对自己所关注的主题,到底能做到多大程度的呈现,不管是在视觉上还是在信息上,乃至思想上。说到底还是考验作品背后的功夫,比如对于对象的理解、自己的思考、视野、智慧等等。我更愿意相信,真正好的作品一定有深入的体察和理性的思考,不能完全靠感性和直觉来完成,也不能限于一个狭小的自我里面去抒情和发泄。一名严肃的观众也是可以在一套作品中读出作者对于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观察和理解的,真正的考验在这里吧,而不是找到一种流行的或者抢眼的语言和手法,以此去投机取巧。

New Talents:期待您与本届新锐评委团以及参选摄影师之间的碰撞。

施瀚涛:米兔!

二〇一六新锐摄影奖邀请施瀚涛先生担任评委,他认为,“新锐”与否,还是要看作品背后每个年轻人的思想、情感和手法。期待摄影师们怀着一份真诚和认真的态度,努力展开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重新观看、理解和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