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有约·新锐圆桌分享会 | 新锐摄影奖的评奖标准在于“平衡”

佳能作为影像行业的领导者，长期以来致力于推进摄影文化在年轻人群中的普及、推动影像文化的发展，助力全世界优秀的青年摄影人才完成创作梦想。佳能连续七届作为“色影无忌·新锐摄影奖”的首席合作伙伴，一直关注并支持着青年摄影师群体。“佳能有约·新锐Talk”系列讲座是“二〇一八新锐摄影奖”中的核心单元，以艺术家个人创作的实践出发，邀请专注于影像创作的青年艺术家进行创作经验分享，在进一步了解讲座艺术家的同时，更能细致的了解艺术家的整个创作脉络。此次活动邀请本届新锐摄影奖的评委人代表王辛、Oluremi C. Onabanjo与入围摄影师白杉、冯骏原&曾嘉慧、郭远亮、吕格尔、彭可、王译媚、叶无忌对话，围绕本次参赛作品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以下内容为小编根据现场对话进行的再整理，欢迎回味！）

在经过整个评选过程后，我们被最常提到的问题是：评选新锐摄影师的标准是什么？

所谓新锐并不是已存在的东西，大家对新的东西有渴求，也对它有质疑或恐惧。不过，很多奖项虽然在标榜求新，但是选出来的作品是已经功成名就、被市场价值体系认可的摄影师。在我们看来，既然选择新锐的摄影师，那就需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面对它。根据投稿人不同的主题作品，对其内容与形式进行平衡。首先，在第一眼接触到这个作品的时候，视觉上会带给我们非常强烈的印象。虽然这个过程以主观为主，但是任何主观或者直觉的判断也有经验沉淀。在这个强烈的主观印象之后，我们才会去思考，思考它为什么会有这种强烈的印象。经过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开始讨论敲定入选摄影师，整体下来是一个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入选摄影师的作品为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看视角。

下面将一一呈现入围摄影师们的作品是什么？他们为什么做这件作品？

作为一名摄影师，我却从来没怎么给家人拍过照片。2003年冬天，放假回家时，我用朋友送的一台国产相机给爸妈拍了一张合影。也是从那一年开始，便想每次回家都给父母拍拍照片。2004年那一年，我的父亲去世了。

去年在家的时候，我发现妈妈随手放在桌上的日记，起初只是不经意的翻看，当看到“自杀”的字眼时，我感到很刺眼。妈妈失去丈夫后很痛苦，她通过日记的方式去排出她的痛苦，密密麻麻的写了十几本。日记里面记录了她独自一人在家的心理变化，有对父亲的怀念与怨恨，也有对子女的祝福与不满。

日记很适合用书的方式展示。我尝试以妈妈书写的日记为主线编排，我尽可能的遵循客观事实，图片匹配文字，以表达对母亲的敬意。关于妈妈的日记，涉及到她的隐私，在发布的时候，我过滤掉敏感的部分，比如妈妈对邻居具体的不满。最终，我通过日记的分析和整理发现，《永珍》实际上是对于父亲怀念的线，这是贯穿全书的主线。

另外，《永珍》这本书中有两条平行线（生活状态）：一条线是妈妈规定的线，在正确的时间结婚生子（男人三十而立，成家立业），但对个人来说很难实现；另一条线是以摄影师的角度观看，也是个人对妈妈的认识理解。

书名“永珍”拥有多层含义：首先“永珍”是妈妈的名字；另一层是“永远珍惜”的意思，妈妈在日记中说过这样一句很有智慧的话“福兮祸兮，永远珍惜，失去的皆已失去，得到的未必永存。”；还有一层是书中提到很多关于“永珍”的字眼，这需要读者去发现。

《炎热几种》是一个41分钟的影像作品。

我们是从一座中国援建的科伦坡的建筑——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开始拍摄。这个大厦是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锡兰的时候和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时候定下的一个礼物。放在60年代看，这个礼物其实也是中国突破外交封锁，号召亚非国家联盟的一个产物。1955年，万隆举行第一届亚非会议，中国在会上恰恰是被锡兰总理挑战，认为中国是新殖民主义，※※主义是新殖民主义。周恩来做了非常精彩的回应，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暂时压下了分歧。在访问了亚非14国后，确立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就是穷国帮穷国，不转移技术不回家。这些原则今天看来是高度理想主义的。

因为局势的不稳定，班厦拖到1970年才开始修建，当时中国去了400多人的大团队，除了工程师，很多都是有级别的大工匠。他们在这里工作了三年时间，把班厦当作一件真正的手工艺品在打磨。即使现在去，你也能感受到其中很多匠心独运的手工成分。这里面的血汗令人肃然起敬。回北京后，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当时的总工程师，即使读了他的所有著述，听他亲自讲述建设过程时还是非常激动。

在去斯里兰卡之前，我们也很关心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比如科伦坡的港口城项目，这个项目是要填海造陆，在科伦坡最繁华的CBD延伸出去一段，从近海挖沙回来，对生态的破坏可想而知。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三章讨论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和港口城，的确是想考察中国在两个时代的海外援建思路。但我们无意提供任何确凿的结论。

剪辑思路是穿插了我们的书信交流。通过声音，我们设置了三个角色，我、老冯和由院长。第一章是我和由院长在对话，后面两章就只剩下我和老冯了。我们在文本上花了很多心思，影像上一直是斯里兰卡，但文本很多次都回到一些私人的回忆上。有时候声音和画面是平行行进的。

片子目前没有完全拍完，今年还会再去一趟。我们希望能追踪港口城项目的一些基础建筑物料来源，比如可能是位于兰卡中部的采石场；北部，我们想去马奈尔岛岛链，考虑兰卡北部和南印度的联系，以及中国在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塔港。斯里兰卡政府因为还不起钱，将这个港口租借给中国99年，由此把中国放在了一个特别争议的位置上，这在一带一路项目里是个很大的事情。

我“将镜头对准了我的爷爷和奶奶以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孙子。用毫无距离感的近照向观者展示了我爷爷、奶奶、孙子们之间荒诞却又平凡的中国式家庭生活。”

爷爷和奶奶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爷爷是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在我们的小乡村那里，做老师是一个很光荣，或者是很神圣的职业。所以，爷爷一直非常受人尊敬。而奶奶跟爷爷完全是相反的，他们完全是两种人。奶奶本身没有文化，她是从大山里出来的，她不懂什么文化。在她的生活里面，可能就只有带孩子、煮饭做类似于这种事情。有时，熟悉的家庭成员是最难沟通的。爷爷奶奶两个人的关系不合，他们长时间分居，彼此之间很少有情感和文化上的交流。他们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爷爷算是一个很爱音乐的人，他平常喜欢吹笛子、拉二胡，或者弹电子琴。但是奶奶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些噪音。

在我的家庭里，不愉快的婆媳关系导致了弟弟妹妹的家庭破裂，加上弟弟本身有先天残疾，现在整个家庭出现了很多问题。在我的照片里，通过动作，可以看出爷爷奶奶两个人的状态。爷爷有自己的固执，他习惯于把自己隔离开，奶奶和爷爷在一起的时候是一种防守的状态。但当奶奶一个人的时候是自由的，具有对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的反抗精神。

我希望通过我的照片让大家感受到，当我们的生活失去平衡的时候，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如何爱？

《羌的山》是基于我的家乡汶川的一个拍摄项目，我不想做一个民族志的东西，它可能更多的是对于个人的身份认同。我的创作是建立有脉络线索的作品，并非游山玩水时发现的奇景。我通过虚构纪实的方式，寻找金矿。《羌的山》共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是“羌的山”，第二章是“上山寻海”，第三章是“星海”。它们同属于一个根源，像一条河流发展出来的不同的分支。

第一章是“羌的山”，羌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民族，主要生活在中国西南部的高山中。在“五一二”地震的时候，国家对汶川地区进行了大力的重建，加速了它的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古老的羌族是没有文字，只有语言。“释比”作为羌族的一种宗教代表，是羌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我以“释比”为线索，然后再覆盖到它周边的人和事物，和羌族的房屋或者是宗教信仰的一些东西。

第二章是“上山寻海”，我在小时候曾经听长辈说过，汶川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然后我想自己去山上找找看，还能不能找到在小时候曾经挖到过一些小贝壳或者是小海螺之类的痕迹。于是，那一天我买一个小铲子，然后想上山寻找这种沧海桑田的痕迹，但是寻找了一整天，只挖到了一些蜗牛壳，并没有找到那些小贝壳。“上山寻海”分为图像和视频两个部分。视频里我询问这些羌人，他们有没有听说过汶川以前是一片海，想了解他们有没有和我相同的记忆，然后不同身份的人给了我不同的答案。

第三章是“星海”，星海的拍摄是源于我在山上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在地震之后被遗弃的星空帐篷体验区。我收集汶川山上的那些沙石，然后给他洒在黑白底片上，给他做出那种星空的形状。然后再电脑上扫描，给它上颜色，最终形成了这三张大纸幅的这种星海的图像。我们脚下踩的是同一片土地沙子，我们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

《孖shuangxi》其实是对个人身份的探索，像一个使命。我自己是双胞胎，“孖”字在广东话里的意思是双胞胎的意思，“shuangxi”是引用好事成双这样一个概念。我想探讨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从大众对双胞胎的认知来说，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在里面，他们往往习惯从符号化的衣服上认知双胞胎。讽刺的是，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个体，我想把这种矛盾和冲突表现出来。

在拍摄过程中，有三种寻找拍摄对象的方式。第一种是我会在一个网站上面发帖，希望找一些不认识的人让他们参与其中。第二种是我在住的那个公寓楼里面，去敲邻居的门，可能是女生的原因，所以他们没有特别大的戒备心，当时是在美国留学，也因为这个项目反而让我们建立一种更加亲密与奇怪的关系。第三种是我在展示的过程中，有些展览的朋友也感兴趣希望参与到这个创作中。第一次去的时候会做前期做调研和沟通想法，我觉得每个人的家是对他个人身份的体现，我会根据他们的环境来挑选一些衣服。第二次去的时候完成拍摄。其实，有不少人对双胞胎的概念感兴趣，但他们不是双胞胎，然后就有一种扮演的过程。在拍摄后期的时候，会发现已经分辨不出是谁在扮演谁了，我们之间身份都是很模糊的。

我做的东西简单一点，就像名字一样。

“伊宁，靠近边境的美丽城市。像很多新疆城镇一样，这里的风景被各式各样的安全障碍物有秩序的填放组合，与之相伴随之而来的是空间的改变，人群行为的改变，各种基础设施构成的公共空间都是具有共同集体记忆的场所，它们发挥功能的同时，在人们记忆里，这些设施的实用功能慢慢退后，成为符号。这些保障安全的物体无声地存在，而又严厉地以视觉的语言清晰表明了它其中蕴含的权力象征和叙事方式。他们像一座座为当下时刻而树立的临时纪念碑这些建筑元素已经连同令人生厌的刻板印象和坊间流言的模糊细节一道，成为了这里每一个居民的显著日常。那些关于大美新疆的美丽风景，美味食物，美好人事的纪录片所遗漏的复杂现实，因为某些原因，具有不可讨论的性质。”

我做了一个比赛，在街上挑选了好几款特别流行的障碍物，把它做成了像家乐福宣传单一样的形式。然后去人群中，向他们询问最中意的那一款。他们会从美学性和实用性角度上考虑自己喜欢的款式。

在国外展览的时候，我把最受欢迎的障碍物做成邮票，就像纪念品一样。

我出身在湖南长沙，后来一二岁的时候随父母搬到深圳，是典型的深二代。我的作品是关于高速发展的城市群体对人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尝试呈现视觉上和心理上的逻辑表述。

我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是在我经常回到我爸爸妈妈出生长大，和爷爷奶奶居住的湖南。每当我回去那里时，心理会比较复杂，好像小的时候还在一样。因为在一个小型的城市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可以把控的尺寸。

红、黄、蓝、绿四个颜色在我的照片中的位置比较重要。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刚认识这个复杂的世界的时候，会用一种颜色分类的办法，比如说苹果是红的、香蕉是黄的、草是绿的、天是蓝的，这种逻辑让你更加容易理解这个复杂世界的逻辑。这四个非常正的颜色之间，其实会带有激发人很原始的情感在里面。平时，在我们所看到的当代中国的城市之中是很难在建筑上看到这种绚烂的颜色，所以它们就特别的吸引我。

这个项目最早的时候是给一些西方的观众看，所以他们具体产生的形状非常美。刚开始拍的时候，我会刻意的不去拍塑料的东西，因为我非常厌倦人家跟我讲“塑料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塑料”这个结论，我觉得事实比这个复杂很多。但后来我发现，你没有办法逃离这个现实。于是，换了一个办法，把它拍的非常可爱。我对一些由于资源匮乏，人们所做出的审美决定比较感兴趣。比如说就是八九十年代室内的装修，就是在你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文化讯息的时候，你所认为的美丽。平凡人所认为的把家里弄的很干净或者漂亮这种手法，或者是得到一笔钱，我想要把这个小小的花坛布置的更加精密，然后我买了一些灯，把它随意的丢在里面，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我的拍摄手法必须客观且被动，不太参与或者是摆弄眼前的东西。但是，我比较相信的是，大家看这个动作里面的力量是站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以特定的角度观看。我通常研究很多的细节，用比较复杂的关系做呈现。我喜欢可以一直看的照片，我喜欢以这种有点童趣又有一点幽默的办法把它展现出来。

这个项目的名字叫“盐水池塘”，最早的是先取英文名字“Salt Ponds”，然后我再把它翻译成中文。在我看来，颜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像在七彩池里面，因为颜色的不同，经过水里面的反光就呈现不同的颜色，但同时又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

我的照片里颜色特别多，我不会以某种规律排在一起，专门的排序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我觉得照片应该以单张的形式存在，所以我就把它们都打乱了放，获得一种我认为的视觉上的和谐。在整个编排过程中，与设计师、出版方合作的时候都是比较自然和顺利的。

提问环节

观众A：您好，想问冯骏原两个问题，为什么会选择在斯里兰卡拍摄呢？在拍摄设备上是有一些什么准备吗？

冯骏原：斯里兰卡可能很多人不会知道，但这个地方跟中国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发生联系的。比如4世纪，法显到狮子国去取经，到现在，很多斯里兰卡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在中部的一个古城里，有一个法显命名的学院，据称他在那里住过。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跑到那里，推翻了僧伽罗人的政权。

五十年代，中国被美国贸易制裁，马来亚不给我们运橡胶。斯里兰卡刚刚独立，没有什么朋友，他们的财务部长想出一个以物易物的协定，斯里兰卡用橡胶换中国的大米。在内战中，以这个岛屿为单位，又要分裂成更小的单位。为什么泰米尔人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采用的暴力手段又为什么被看成恐怖主义，这些问题都直接关切到我们怎么去理解现在的世界。

一战后，威尔逊民族自决的国家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到今天，斯里兰卡虽然是一个小国家，但它在地缘政治上非常重要。受到印度的影响，又连接东南亚，又跟中国有关系，这是我们以斯里兰卡为范本想去研究的东西。

我们到斯里兰卡并没有带很复杂的拍摄设备，不是拍摄电影的设备，基本上就是两台相机和脚架，没有什么特别的。器材主要都是在使用佳能的机器，有各种镜头可以换，很方便。个人对调色非常喜欢钻研，拍摄完我会把画面调到我感觉满意的状态。

观众B：很高兴听了几位摄影师的分享，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其中有几位摄影师曾经有过留学经历，但为什么拍摄内容都是小时候，或者说是一些落后的农村？

彭可：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敏感度和她真正关心的东西，在出国之前可能已经决定。虽然在美国求学的经历会接触很多信息。不过，和我有关的真正现实是在前二十年的生活经验，所以我想要呈现出来。我现在还比较年轻，后面也会尝试大型的题材。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我最敏感的还是作品里的这些东西，所以我想要继续再探索一下。

观众C：您好，王译媚。您谈到在拍摄双胞胎这个主题上，会和很多不同的陌生人进行接触。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您和陌生人接触其实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存在，您是如何和他们建立一种安全的拍摄关系？

王译媚：在我看来，可能因为女性的关系，反而在拍摄的过程中还挺顺利的。对于我来说，每次拍摄的时候都会叫上同学和我一起。在拍摄时，是找人帮我按的快门。一直以来，都是用的佳能相机，因为它比较稳定，所以可以最大可能的保证图片的质量。